90年前，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席卷全国之时，一个举世无双的壮举在高潭呈现：“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90年后的今天，“东江红都”高潭，正在市委、市政府“建成三个基地，办好十件实事”的部署和推动下，大力发展特色种养、红色旅游、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产业和事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位于惠东县东部山区的高潭镇，是享誉广东乃至全国的革命老区。这里曾是东江地区工农武装斗争的指挥中心和红色心脏。彭湃在这里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播下了革命种子。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批苏维埃政权之一。在此后的20多年里，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高潭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武装的疯狂围剿，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将革命的薪火燃遍了整个东江，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高潭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宏伟篇章。
今年是建党96周年，也是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正值“七一”到来之际，记者通过采访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有关专家，还原了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和发展壮大的那段光辉历程。其中，部分史实是首次公开见报。
萌芽
在彭湃帮助下建立高潭农会
地处偏僻山区的高潭，是“海陆惠紫五”五县区的中心地带。纵横几十里，奇峰险嶂、山多地少，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环境，成了革命薪火熊熊燃起的重要条件之一。
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偏居一隅的高潭也不例外。高潭人民受尽了官僚、地主、豪绅的压迫与剥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积累，革命的思想在悄悄萌芽。
第一个在高潭播下革命火种的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始人——— 彭湃。1922年秋天，“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徒步来到高潭，宣传发动革命，着手组建农会。不久后，黄星南、杨国辉等人的串联发动，水口乡成立了第一个乡农会。接着，当地十几个乡相继建立乡农会。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会员约2万人。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高潭也产生了影响。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被点燃，农民运动逐成呈火山爆发之势。
1923年春，彭湃又一次翻山越岭来到高潭，在听取黄星南等人汇报后，他认为当地成立区农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与大家商议决定召开大会，吸收更多农会会员。海丰农会也派出专人来到高潭，帮助指导建立区农会。
1923年4月25日，高潭水口乡蔚起山房（学校）的空地上搭建起了会场。会场大门口张贴红色对联：“革命锄开平等路，农民劈出自由天”。会场正中央悬挂着鲜红的农会犁头旗，两旁张贴着大副对联：“宁为奋斗死，不为妥协生。”现场既庄严肃穆，又欢快热闹。大会吸引了数百群众参加。当黄星南宣布成立惠阳县第三区（高潭）农民协会时，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世世代代做牛做马的农民们，在农会干部的带领下，喊出了积聚在心中已久的声音：“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团结起来！”……山呼海啸般的呐喊，预示着高潭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1923年7月，高潭遭受强台风袭击，山洪暴发，农田被淹。关键时候，区农会发挥重要作用，领导农民实行减租斗争。减租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增加了高潭农民对农会的信赖。农会还取消了 “三下盖”“伙头鸡”等一切地主强加的规矩，并兴办贫民学校，让贫民子弟免费入学。
“农会纪律严明，农会干部下乡办事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原高潭区农会会员朱正光在回忆中说，农会干部下乡办事不准穿鞋，不准吃农民的东西，不准收钱收礼等，很受农民欢迎。接着，全区24个乡均成立了农会，会员达六七千人。
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东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受海丰影响，1924年8月8日，高潭区农民大会举行。加上海丰县前来助威的农民兄弟，共有上万人参加大会。现场红旗如林，锣鼓喧天。当晚，各乡农民或提灯或举着火把，成群结队沿着乡间小道，分路到各村庄宣讲游行，声势壮观，“深山火龙”尽显农民运动的力量。波澜壮阔的高潭农民运动，动摇着封建势力在农村的根基，彰显了高潭人民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为高潭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高潭区农会办公旧址——— 黄氏祖祠。本报记者潘高耸 通讯员黄建辉 摄
成立
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创建苏维埃
陈炯明背叛革命后，高潭区农会曾一度受到打压。后来，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和国民革命军的第一次东征的节节胜利，高潭区农会重新恢复活动。
1925年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组织，加强对群众斗争的领导。这一年夏初，海丰方面派人到高潭发展党组织，吸收了经过两年多农民运动锻炼的黄星南等7位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组成由黄星南任书记的中共高潭特别支部。
党的领导为整个东江地区的农民运动注入了勃勃生机。根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最新编撰的《东江红都历史记忆》一书中记载，1926年初，中共高潭特支发展了第二批党员，党员人数已达50人，群众团体亦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学校先后开办。区农会向每个会员发出减租证，当时作为农会会员都能得到尊敬和享受减租等权利，农民群众挺胸昂首。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全国大地处于血雨腥风之中，革命被迫陷入低潮，高潭也同样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霾。此时，齐聚在中洞村的海陆惠紫四县的农军，即时召开声讨蒋汪的群众大会，公开打出了斧头镰刀的旗号。蒋汪勾结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红色的高潭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活火山，耸立在东江地区革命的中心地带，随时震慑着蒋汪的统治，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正面战斗中，高潭农会为了保存实力，战略性地退往中洞。依靠地形优势，党领导下的高潭区农会一次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歼妄想。
同年，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旅程。消息传来，高潭军民深受鼓舞。在党的领导下，高潭中洞成为革命根据地，由张善铭任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 （简称东江特委）迁入中洞百庆楼办公。从此，中洞根据地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东江特委办公厅在中洞为最高领导机关，下设军事、宣传、经济三个委员会。此外，还建立了东江地区最高权力机构——— 东江革命委员会 （以下简称东江革委），中洞遂成为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有名的“东江红都”，领导了东江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运动。
10月底到11月初，在东江特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红二师先后收复海陆丰各市镇，海陆惠紫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东江武装斗争进入了筹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时期。
在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委的安排指导下，11月7日，高潭圩下圩埔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隆重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周年。这次大会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传播了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当晚，在黄家祠召开高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通过了由黄星南等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还拟定了大会的议程。接下来几天，由高潭各乡、各阶层选出的近百名代表出席的高潭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黄家祠隆重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高潭区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黄星南、黄奋分任正、副主席。
1927年11月11日，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黄星南在下圩埔主持召开万人大会，并宣读《高潭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正式宣布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委的代表到会宣读了贺词并发表演说。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高潭农民武装改为赤卫大队。中共高潭区委成立，由黄星南担任书记。区妇女会、工会、商会、学联会等群众团体，亦相继得到恢复和发展。各乡相继建立乡苏政权或联乡办事处，领导农民焚烧地主的田契并没收土地和浮财，开展破除封建迷信、禁烟禁赌等活动，还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
不久，陆丰、海丰、紫金等县亦相继建立县苏维埃政府。正当蒋汪勾结在中国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东江特委领导了在全国率先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实践，标志着东江地区土地革命进入了高潮时期。
中共东江特委、东江革命委员会和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部旧址——— 百庆楼。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潘高耸 通讯员黄建辉 摄
斗争
反抗“围剿”高潭近3000人牺牲
高潭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遇最艰难、最危险的，莫过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
东江各地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惊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摧垮红色政权，国民党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先后进犯海陆惠紫苏区。在大敌压境恶战来临的危急时刻，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号召，动员全区民众拿起武器，积极配合红军作战。高潭民众高唱着 “慷慨离乡井，从容上战场，血花开主义，情泪湿衣裳”的战歌，纷纷起来作好抗击敌军的准备工作。
在国民党军阀对高潭进行反复“围剿”的同时，地主民团以江达三为首组织“清乡剿共委员会”，疯狂叫嚣：“杨梅水、中洞一带要统统杀绝，换过人种。秆扫头也要过三刀!”在高潭圩周围建墙种栅筑炮台，并配合国民党军队搜山杀人，下乡劫物，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高潭圩新街建起了劏人房，下圩埔成了杀人埔。许多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被捉去割肉生劏，膝头钉竹钉，被活活折磨而死。
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在陆丰激石溪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疏散人员至外地或南洋，未暴露身份者则隐蔽活动，埋好枪支，定期碰头。
高潭苏区虽然遭受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多次的残酷“清剿”，但革命的火焰没有熄灭。隐蔽下来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挖出埋在地下的武器，组成三五人的战斗小组，在山上继续坚持艰苦的斗争，他们既要躲避敌人的搜捕，又要寻机袭击敌人。
1929年后，国民党军阀内争，形势趋缓。经东江特委批准，成立了由彭桂任团长的红六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以中洞、大安洞等地为据点，先后在黄羌、梅陇等地乡村袭击地主民团，多次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1932年，在蒋介石大举进犯江西中央苏区的同时，广东国民党军队也加紧派兵进攻海陆惠紫边区，实行反复“进剿”“清剿”“屯剿”的“三剿战略”。尤其是在高潭不准农民在原来村庄居住，必须在指定的高潭圩附近地点搭大茅寮集体居住，以便看管，用“强迫拆寨”“集体移民”的手段，将农民和红军分离。
由于国民党军队一再出动重兵“围剿”高潭苏区，发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叫嚣，实行残酷的弃青留赤的“三光”政策，凶横残暴血洗无辜人民，致使高潭区苏维埃政府遭到严重破坏。
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地主阶级的斗争中，高潭尤其是中洞村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中洞村原有上千人口，几年来遭到血洗和迫害，最后只剩下200多人躲藏在乌坉岩石的大山嶂或流落他乡才幸免于难，几乎家家有亲人被杀害，160多户被全家杀绝，七八十座房屋全部烧毁，财物抢劫一空。泔溪乡被杀害和抓走300多人，30多户被杀绝。高潭全区被杀绝412户，被烧房屋8000多间，被杀害人员达2868人，这还不包括红军中牺牲的人员。
恢复
保护支援东江纵队前身渡过难关
敌人的疯狂和残酷，打不垮英雄的高潭人民，扑不灭逐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火种。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崇山峻岭、奇川险壑与敌人周旋，在游击战中保存实力，伺机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惠州、广州等相继沦陷。在民族存亡之际，党领导下的高潭苏区人民，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中共惠阳县委多次派出专人来到高潭，以教师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一方面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统战工作；一方面恢复和发展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0年3月，曾生率领新编游击大队，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和地方武装的包围，抵达高潭，在高潭地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成功地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搜捕。在地下党发动下，中洞及附近村庄的群众秘密将节省的粮食集中起来，再冒着危险偷偷送上山去接济部队。
曾生率领的这支东移部队在高潭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终于渡过难关，并于8月初，在地下党帮助下离开高潭、海陆丰地区，重返惠东宝抗日敌后。不久，东移部队派政工队长蔡国梁到高潭做善后工作，他高度赞扬高潭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并代表曾生衷心感谢高潭人民的支援。
8月，中共惠阳县委为加强地下党的领导，先后派黄秉、黄云鹏、叶英等到高潭，组成中共高潭区委。在区委领导下，加紧发展地下党员的工作，活动范围扩展到与高潭接壤的海丰山区一带，并恢复了一批大革命时期转入地下活动的老党员的组织生活。至1941年3月，区委共发展党员80人，建立13个支部。地下党利用一切可以公开的场合，如成立高潭剧社，举办夜校，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形势，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高潭地下党还根据形势发展，组织骨干在高潭圩散发传单，动员进步青年参加东江抗日游击队，先后分两批将20余名青年和学生秘密送到东江纵队。1944年，日军再次在汕尾、澳头一带登陆。高潭地下党作好直接抗击日军的准备工作。日军曾多次进犯高潭，强迫乡民修筑公路，沿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高潭地下党组织群众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对付日军，乘机袭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为抢夺胜利果实而发动内战。为了避免内战，国共两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斗争，终于达成和平协议。1946年，东江纵队主力北撤。然而，东纵前脚刚走，国民党反动派就又嚣张起来。在高潭活动的人民武装为保存实力，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让部分同志复员，将枪支掩埋，其余人员转移上山，暂时隐蔽。高潭党组织提出地下党员能够在当地站住脚的要坚持下来，不能的则转移外地隐蔽，保持单线联系，坚持地下斗争。
1947年7月，惠阳县委派人到高潭重建武装和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恢复乡政府。同时，地下党组织成立临时支部，至1948年初，高潭区工委组建，后改为区委，加快了发展党组织的工作。
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尹林平率领的粤赣湘边纵队频繁在高潭驻扎和开展武装斗争，高潭乡政府积极做好支援部队的各项工作。在粤赣湘边纵队的帮助下，高潭组建了人民武装独立中队，活跃在高潭、马山、宝溪及惠紫边区各地，配合兄弟部队作战，维护社会治安，效果明显。
1949年，解放战争形势一片大好。高潭乡政府组织战勤队，储集物资，准备协助部队解放广州。1949年冬，高潭各村成立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潭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迎来了全国胜利解放。
统筹 本报记者潘高耸采写 本报记者潘高耸 赖金朗 通讯员黄建辉
